目前我国的种业发展，呈现出“三多三少”的特征，即，制种产量多，但种业出口占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少；种业科研成果多，但原创性、颠覆性的育种技术少；种企数量多，但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企少。

　　这凸显 了 我国的种 业发展，依旧 存在着育 种体系不完善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、推广服务模式不适应市场等问题。

　　我国部分作物品种在制种产量上有显著优势，但在全球市场之间的竞争中，出口份额相比来说较低，国际竞争力依然有待提升。 据统计，2023年我国的种子出口额仅约占全球的2%，居全球第10。排名前三的荷兰、法国、美国，种子出口额均占全球14%以上。

　　另外，我国的种子贸易常年处于逆差状态，在2023年逆差达3.4亿美元。部分柑橘、苹果、草莓、玉米、马铃薯等种子（种苗）仰赖进口，西兰花、甜椒、菠菜、胡萝卜、番茄等种子（种苗）严重倚赖进口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种业短板、竞争力不足。必须高度警惕种业“卡脖子”问题，在技术创新、市场拓展上持续加大投入力度。

　　我国在种业科研上取得显著进展。一是在核心育种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。例如在 四大作物的良种联合攻关上，我国已经培育出包含9个抗赤霉病小麦品种在内的180个小麦品种，实现黄淮麦区抗赤霉病品种“零”的突破。与此同时，已经育成“吉粳816”等312个水稻品种，其食味品质可媲美泰国香米和日本越光米；已育成适宜籽粒机收“京农科728”等820个玉米品种，为玉米全程机械化奠定基础。与此同时还育成247个大豆新品种。

　　二是品种审定数大幅度增长。具体来看，在2023至2024年，玉米、水稻、小麦、和大豆的品种审定新增数量分别为5个 （编者注：原文数据如此） 、409个、764个、80个。

　　三是种业专利申请数迅速增加。在2020年，我国的种业专利申请数为11143件，较往年有显著增长。与此同时，获授权的种业专利数量达5735件。在传统育种上，我国专利授权数量在近五年增幅超过70%，表明我国在传统育种上的技术积累、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有显著进步，在种业科研活跃度有大幅提升。

　　虽然我国在种业科研上成果丰硕，但从总体上看，原创性、颠覆性育种技术依然较少。目前我国种业核心技术仍仰赖于杂交选育、分子技术辅助选育等传统手段，对以“生物技术+信息化”为特征的高新技术掌握不足。这一短板导致我国部分品种单产较低。目前，我国大豆、玉米的单产水平不足美国60%。亟待在原创性、颠覆性育种技术上加大研发力度，持续提升我国种业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我国的种企数量规模庞大。目前农作物种企数量在7000余家，水产苗种繁育企业接近1.5万家，表明我国种业市场有高度活跃度、丰富性。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，种企的集中度也在增强，目前，前50强种企市场占有率已超35%，种企结构也呈现出了“多元化”态势，粮食作物种企占比渐趋于合理。

　　我国种企数量多，先正达、隆平高科跻身全球十强。但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企较少。第一，从种企规模看，我国种企普遍偏小。至 2023年末，资产总额超1亿元的约占5.4%，资产总额在500万元-3000万元的高达42.2%，资产总额不足500万元的，达29.3%。这种“小散弱”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种企的国际竞争力。

　　第二，从研发实力看，国内种企与国际巨头仍有很大的差距。2022年我国种企研发人员数量排名前五的公司为大北农、隆平高科、荃银高科、丰乐种业和登海种业，研发人员数量依次为2822人、457人、244人、213人和162人，与国际巨头的科研团队人数上万的规模相距甚远。研发实力不足导致我国种企在技术创新、品种改良上难与国际巨头竞争。

　　第三，从研发投入看，我国种企研发投入普遍偏低。根据统计，我国种企研发投入在出售的收益占比约7%，大部分种企的研发投入占比甚至不足3%，远低于国际公认的5%水平。投入不足令我国种企在技术创新、品种改良上难以持续，进而影响国际竞争力。

　　第四，从品种权保护看，我国的种企普遍缺乏植物新品种权。根据统计，我国约80%的种企缺乏植物新品种权，拥有10个以上新品种权的仅约2.3%，多数仅从事“经销”“代繁”业务。这种现状，不仅限制了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，也使国内种企在国际竞争之中难以维护自身权益。

　　在农作物育种领域，科学技术创新体系、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建立依然面临着众多挑战。第一、种业在科研、生产之间有着显著脱节现象，尚未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效种业创新体系。在种业产业链中，科研、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。但是，在当前的种业发展中，这两者间却存在很明显脱节现象。一方面，种质资源等关键环节资源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所，这些机构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以及先进的育种技术，但往往缺乏对市场的深入了解以及对生产实践的指导。另一方面，繁育加工等关键环节资源则大多集中在种企，这些种企虽能直接面对市场，了解市场需求，但在育种技术、品种选育上往往缺乏足够支持、指导。资源分布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导致难以形成标准化、规模化的商业育种体系，进一步影响了突破性品种培育。

　　第二，种业科技对外合作机制亟待完善。目前我国农作物品种“走出去”战略依旧处于起步阶段，尚未建立海外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一体化的良性运作机制。在种质资源出口管理、对外合作平台搭建、合作机制协调上依旧具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　　第三，当前农作物育种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，对我国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一定制约。当前，我国育种科研大多分布在在新品种选育等应用领域，这些研究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、改善品质等方面起到非消极作用。但是，对功能基因的挖掘以及基因编辑技术创新等基础性研究的重视度，却显得不足。这种研究力量不均衡，使我国农作物育种在基础理论、核心技术上难有突破。基础性研究薄弱，导致我国农作物育种在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滞后。缺乏先进育种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，使新品种选育难以在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核心问题，如抗病、抗逆等等。同时，这种滞后也制约我国种业持续发展。

　　第四，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需加强完善。一方面，国内农作物品种市场存在假冒伪劣、套牌剽窃等侵犯权利的行为，严重挫伤了企业组织原创性研发的积极性。另一方面，当前，我国育种科研大多分布在在新品种选育等应用领域，对种质创新和改良、现代育种技术等基础性研究的重视度明显不足。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我国在国际上申请品种保护权与专利的步伐相对较慢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种质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。跨国种业集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均转向国际申请品种权和专利，以抢占全球种源。相较之下，我国步伐相对滞后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，不仅影响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，也威胁我国种源安全。

　　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引进挖掘水平，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及农业创新有重要影响。当前我国在这一领域仍面临着挑战。第一，资源保护水平亟需提高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重庆、江苏六省份的地方品种丧失比例达71.8%，必须加强种源保护力度，确保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性。

　　第二，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及利用尚显不足。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库已有52万份种源，但相较于国际领先水平，我国对国外优质种源的引进、利用率依然偏低。目前已完成精准鉴定的种源比例仅2.88%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种源在农业生产中的有效利用。因此需加大对种质资源的鉴定力度，提高精准鉴定比例，并加强引进、利用国外优质种源。

　　第三，优异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尚待加强。当前许多高品质种质资源依旧处于“被保护”状态，未充分的发挥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。例如水稻拥有10余个不同基因组的野生种，但仅少数不育基因、抗病、抗虫基因得到利用，众多富有潜力的基因依旧等待发掘。为充分的发挥种质资源潜力，需加强对优异资源的挖掘利用工作，通过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手段，发掘更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基因，同时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，推动农业生产持续发展。

　　在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与售后服务过程中，当前的模式存在着显著局限，亟待优化与改进。第一，推广方式缺乏科学性和适应性。当前新品种推广往往忽视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匹配，以及与良种、良田、良制、良法、良机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。这种方式忽视了新品种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的特定需求，导致难以充分的发挥新品种的优良性状。在未来，推广方式需更注重科学性、适应性，确保新品种与当地环境、生产条件的良好匹配。

　　第二，推广模式缺乏市场导向。传统推广模式的唯一评价标准，往往是“是否高产”，忽视了新品种的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、经济收益。这种模式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，严重影响了种植新品种的积极性。在未来，推广模式需更注重市场导向，考虑新品种的产量、品质、市场需求、经济收益等因素，以期提升农民的种植效益。

　　第三，售后服务模式也亟待加强。当前种企、经销商的售后服务模式通常局限于使用说明书、一次性培训等简单方式，未能有效解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，制约了新品种发挥潜力。在未来，售后服务模式需更注重农户实际的需求，提供更全面、深入、个性化服务，帮助农户更好地种植、管理新品种。

　　为加速种业技术革新，实现生物育种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抢占，需从多重维度进行布局和突破。第一，加强育种基础性研究至关重要，要加强种业源头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。第二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这是提升种业竞争力的关键。应聚焦于基因挖掘、分子育种、动物高效繁殖、新一代智能化育种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进行重点攻关。特别是要加强三大粮食作物品种的应用技术创新，以国家级、省级农业产业化种企为创新主体，加强国家种业科学技术创新联盟建设，形成协同攻关态势，以突破三大粮食作物存在的关键技术瓶颈。第三，布局一批前沿技术，为种业长远发展储备科技力量。推动新一代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层次地融合，以期实现种业技术跨越式发展。

　　为培育种企做大做强，实现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，第一，健全种业金融保险体系。围绕种业全产业链，提供定制化种业保险产品，如植物品种知识产权保险、制种保险，等等，逐步完善我国制种业的保险制度。 针对杂交水稻、杂交玉米等制种风险较高领域，应出台相应保险政策，实施保费补贴，以增强种企抗风险能力。

　　第二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。对于从事繁育、研发品种的经营性种企，应实施免税优惠政策以减轻其经营负担。同时对研发实力强、核心竞争力强的民营种企，应加大融资扶持力度，通过提供低息贷款、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。

　　第三，引导种企开展国际并购。通过筛选一批竞争力强、有市场地位的种企，鼓励开展并购重组，加快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巨头。同时应鼓励种企借助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平台，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并购，提升种业国际化水平，以提升我国种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第四，完善种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。应深入开展种子市场监督抽查工作，依法查处、打击假冒伪劣和套牌剽窃等侵犯权利的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及公平竞争。同时应支持、鼓励育种研发主体申请国外知识产权，保护创新成果。此外还应支持种企自主创新品种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种业品牌，壮大民族种业品牌。

　　为推动中国种业持续健康发展，需构建一套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、特色商业化育种为导向的新机制。 以下是从多方面提出的具体策略，第一，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育种新机制。这一机制的核心在改革育种创新的成果评价体系，在这一过程中，需明确将公益性、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。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评价育种成果时，要关注其短期的经济效益，更要关注对社会、生态等公益领域的贡献，以及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创新技术方面的突破。 这种评价体系的转变将有利于引导育种科研人员更注重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发展。 在育种创新过程中，市场需求、成果转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导向。需将市场需求作为育种创新的出发点、落脚点，确保育种成果能真正满足市场需求，实现科研成果有效转化。

　　另外，还需加强对成果转化的支持和引导，通过政策扶持、技术转移等方式，推动育种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，实现其商业化落地。品种审定是确保品种商业化落地标准和质量的关键环节。 需加强品种审定规范、引导，制定更科学、合理的审定标准、程序，确保审定工作的公正、公平、高效； 还需加强对审定工作的监督、管理，确保审定结果真实、可靠，为品种商业化落地提供更有力保障。

　　第二，深入推动科企合作，促进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。在遴选的过程中，应注重企业的创新能力、发展的潜在能力、育繁推一体化能力。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，发展的潜在能力预示了企业未来成长空间、行业地位。育繁推一体化能力体现企业在育种、繁育、推广等方面的总实力。综合评估上述因素遴选一批优秀种业龙头，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　　为充分发挥种业龙头作用，应以政策支持、资金扶持等方式鼓励其与企业、科研机构、高校等单位紧密合作，促进技术、资金、人才等创新要素双向流动，形成良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局面。与此同时，双方合作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应用，推动产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。为实现目标，建议加大对种业龙头的支持力度，制定更优惠的税收、资金扶持等政策措施。与此同时，加强行业交流合作，推动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，为种业龙头提供更多创新资源、市场机会。此外还应加强行业监督管理，确保市场公平竞争、健康发展。

　　第三，改革种业科研考核体制，完善育种科学技术人员激励政策。应建立、完善育种科学技术人员考核体系，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纳入考核指标，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、积极性。与此同时，鼓励优秀科研人员到种业龙头兼职、任职，实现科研、产业深度融合。

　　第四，建立种业全产业链科创服务体系。借助AI、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，以实现对种业上中下游更广泛的连接、整合。推动形成区域性、全国性种业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平台，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此外，应打造产业化运作、市场化运行的种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，为种企提供全方位技术上的支持、服务。

　　第五，以市场化推广模式为导向，注重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实际，逐渐完备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、售后服务模式。